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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点滴

第一篇

土木工程系简史(1923-1990)
 
张寿庠
(张寿庠教授曾任土木工程系主任,于2007年逝世)
 

一、 历史沿革 

    我校的历史,始于1892年的三江优级师范学堂。19216月,正式定名国立东南大学。翌年郭秉文校长聘请茅以升教授为工科主任。当时工科仅有机械工程系。1923年茅以升、杨铨(杏佛)、涂羽卿、李世琼等七位教授联名致函校评议会和教授会,要求增设土木工程系和电机工程系。1923年土木工程系成立,经一年多的努力,初具规模,测量仪器室和有关实验室相继建立。其它各项事业也发展迅速。茅以升教授是驰名中外的桥梁专家,既是我校工科的奠基人,也是我校土木工程系的创始人。但19244月校董会以财政困难为由,决定停办工科,当即引起一场风波。最后由全国水利局与江苏省公署商定以河海工程专门学校与东南大学工科为基础,改组成立河海工科大学。由茅以升教授任校长,东大工科学生转入河海工科大学就读。河海工程专门学校,由张謇所创建,是当时全国唯一的水利工程学府,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在中国水利工程史上,具有不可磨灭的卓越贡献。到19277月,教育部试行大学区制,将河海工科大学、上海商科大学、江苏政法大学、江苏医科大学、南京工业专门学校、苏州工业专门学校、上海商业专门学校、南京农业专门学校等八校,并入东南大学,改称国立第四中山大学。19283月又更名为江苏大学,同年5月正式定名为国立中央大学,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更名为国立南京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工学院留原址,成立南京工学院,直至1988年重又更名为东南大学。

    茅以升教授在增设土木、电机两系的报告中即提出:土木系为工科之主干,凡有工科之学校无不以土木为先务,今本校已有机械系,则土木系之添设更不容缓土木系拟办之建筑营造、道路市政各组,均为国内急需。由此可见,东南大学土木工程系之建立,实为国内同类学科之较早者,而自成立之日起,即以培养国内急需之高级土建工程技术人才为己任,半个多世纪以来,它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工程技术人才,并以其严谨求实、朴质奋进的学风称著于海内外,为国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二、 22年的艰苦奋斗(1927-1949 

    1927-1949年间,时局动荡,迭径变乱,但土木系在众多志士仁人矢志不渝的经营下,仍有了很大的发展。在这22年中,培养了近千名专家、学者和工程技术人才。

早在东南大学时期,土木系在高年级即分设土木建筑门、营造门、道路和市政门以适应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国文、英文、微积分、物理等基础课,由学校统一安排。土木系开的技术基础课专业课,计40余门,高年级分门选修,但各门除必修课外,也可交叉选修。各门必修课有工程图画,测量(平面测量、地形测量、大地测量),力学(应用力学、材料力学、水力学),工程材料,地质学,结构学(结构力学),铁骨混凝土工程,道路工程,给水工程,下水道工程等课。分门选修课,如土木建筑门设有土石及地基,桥梁计划,混凝土拱桥,高等结构理论等课。必修课中设有经济学,会计学,工程管理等课,注意培养学生的经济观念和管理能力。此外尚有多种计划课,相当于现在的课程设计。从教学计划和课程设置上可以看出是以美国工科土木系的计划为蓝本的,实行通才教育和着重培养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由于毕业人才为社会所急需,故学生人数逐年增多,居中央大学前列。由于河海工科大学从一年级到四年级于1927年全部转入中央大学,故中大工科于1928年就有了首届毕业生。据1928年中大工学院统计,当时五个系校学生229人,其中土木系学生为138人,占全院学生总数的一半以上。1946年中大从重庆迁回,土木系在校学生增至190余人。

由于中央大学占有地缘环境之利,故能广延四方人才,当时国内土木界知名教授、学者,多曾在我系执教过。据不完全统计,自东南大学建立土木系直到解放前,在我系任过教的名教授有五六十位之多,其中如力学专家卢恩绪、徐芝伦(学部委员、原华东水利学院副院长)、金宝桢、梁治明,水利专家严恺(学部委员,原华东水利学院院长)、沈百先(水利部次长)、须恺(导淮委员会总工程师、河海大学校长)、张书农,结构工程专家刘树勋、徐百川、陈昌贤、许心武(抗战前曾任教育部司长),道路工程专家方福森、方左英、曾咸(曾任交通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现任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测量专家方俊(学部委员)、陈永令、夏坚白、白李眉,土力学专家黄文熙(学部委员),材料学专家陆志鸿,市政工程专家康时振、胡家骏等国内外知名人士,均先后在我系工作过。在二三十年内能延揽那么多国内一流的学者,这足以说明中大土木系的学术地位。人才荟萃,专家云集,既活跃了学术空气,更开拓了学生的视野。在严谨的校风和浓郁的学术空气熏陶下,土木系培养了许多知名学者,如学部委员、为治理黄河而奉献毕生的钱宁教授,学部委员、建筑材料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总工程师吴中伟教授(1994年晋升中国工程院院士),学部委员黄玉珊教授,曾任台湾大学校长的虞兆中教授等,以及解放后留系任教的鲍恩湛、陆陶、李荫余、姚琏、徐唐、林醒山等,均系这一历史时期培养的卓越人才。土木系不仅在中央大学工学院成为举足轻重的大系,成绩斐然,且至今在国内外均有一定的影响。

1927年至1949年先后出任土木系系主任的是张模实(云青)、吴仲伟、沈百先、沈祖玮、林启镛、卢恩绪(孝侯)、刘树勋、朱有骞、康时政、沙玉清等教授。张云青教授是我系首届系主任,曾将其藏书悉数赠系,故我系图书室又曾命名为云青图书室。卢恩绪教授曾兼任工学院院长,1945年应台湾大学陆志鸿院长邀请,去台湾大学任教。刘树勋教授于抗日战争胜利后出任东北大学校长,1948年又回系执教,解放后曾兼任南京市副市长,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代表,198667日病逝。

1939年中央大学建立工学研究所,下设土木工程、机械工程、电机工程三个部。土木工程部又分结构工程和水利工程两个组。1941年水利组划归水利系,但又增设道路工程和卫生工程两个组。招收研究生彭叔常和陈绍蕃两人,1943年毕业。陈现为西安冶金建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钢结构专家。此为我系招收研究生之始,也是中大工学院第一届研究生。

1923年以来,土木系的实验室和设备渐臻完善。河海工科大学并入中大时,其图书、测量仪器和材料试验机等全部并入土木系,致使土木系的实力大为增强。最早成立的有测量仪器室和材料试验室。1946年增道路实验室和结构实验室。1947年春与导淮委员会合作建立起混凝土研究室。这是当时国内第一所专门从事混凝土材料性能研究的试验室。同期又得到当时中央卫生实验院的协助,建立了卫生工程试验室。

抗日战争前材料试验室已拥有一台20吨万能试验机、一台200吨压力机等,为当时国内稀有的设备,抗战伊始由南京迁往重庆沙坪坝,保护在地下室内,抗战胜利后迁回南京。这两台试验机经试验室历年的精心维修,至今保持着较好的精度,继续为教学科研服务。中央大学时期材料试验室由陆志鸿教授亲自管理,事无巨细,必躬亲处理,无论对学生或教职工都极严格,在重庆甚至实验室的时钟,也成为全校校正得最准确的标准钟,不少单位和教师常到材料试验室来对钟表。其严肃的治学精神为我系树立了典范。抗日战争胜利后,陆志鸿教授出任台湾大学校长,1973年病逝于台北。

混凝土研究室由当时系主任沙玉清任主任,刚从美国学成归国的吴仲伟任副主任,研究人员有李荫余、钱家欢、沈煜清等。研究室设计了国内第一台混凝土重塑仪和测气仪,并且是国内首先根据水灰比原理以重量来计量混凝土配合比的研究单位和倡导者。解放后并入材料试验室。

测量仪器室拥有仪器的数量和质量,在当时居于全国各校的最前列,且一直为院系所重视,为建设投资的重点。因为当时土木系的毕业生,常分布在公路、铁路、水利等工程单位的第一线,各种测量知识与技能是必备的看家本领,系中各项测量教学时数也多。

道路实验室,在当时国内尚少有此项专业实验室。早年设备不多,除满足教学外,并接受外界的委托试验;卫生工程试验室,主要面向教学,可进行各种水处理的分析、检测;至于结构实验室,实由一偏光弹性实验室和结构模型室组成,主要仪器是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获得的,它的真正建成是在解放后。

1941年前,从三年级下学期起,学生可按自己的志愿,分选结构工程组;道路工程组;水利工程组;卫生工程组。1941年后,水利工程组撤销。自中央大学以来,土木系的教学计划与课程设置,变动不大。一、二年级授基础课和基础技术课,如微积分、物理、化学、国文、英文、制图、测量、应用力学、材料力学、工程材料、工程地质及机动学、热机学等。三年级学本系之专门学术,如结构学(结构力学)、钢筋混凝土结构、道路工学、铁道建筑、河工学、大地测量等,四年级依学生志趣,分门专攻,以养终身事业。(参见中央大学土木系选课指导书及各科学程1941年)。在成立水利系前,由于与水利界关系密切的缘故,我系开出了不少水利方面的课程,如水文学、河工学、渠工学、海港工程等课。当时的教学偏重于应用及学生能力的训练和培养,如测量课不仅有平面测量、路线测量、大地测量等课及平时的实习,三年级下学期还要集中四周进行野外实习;建筑工程材料课外另设材料试验,单列学分;土力学及土工实验为必修;高年级的各种计划课(即现在的课程设计)很多,每天下午几乎都排满了。课程分(1)必修;(2)必选;(3)选修课三类,学生在修足必修及必选各课外,尚须选修一定学分的选修课后,才能毕业。多数课程都规定有先修课,先修课不及格者,不得选修后续课程,故学生不能如期毕业以及中途退学者甚为普遍,淘汰率较高。这同时也激发了学生进取向上的精神。严谨、求实、朴质、奋进是土木系一贯的学风,至今犹为许多老校友所乐道。据统计至1949年土木系本科共毕业学生800余人。

抗日战争胜利,1946年中央大学从重庆迁回南京,11月份上课,很快恢复了教学秩序。但由于国民党政治腐败并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时局动震,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以致1947年爆发了以中央大学学生为先导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0”民主运动,校长吴有训目睹.0”血案而不能保护学生,告了病假,学校进入了勉强维持状态,各项工作已谈不上有所建树。1948年后,土木系师生员工与全校师生一道,团结一致,共同护校,迎接解放。

中山、中央大学22年期间,虽迭经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然而土木系在前辈们的努力下,仍有了很大的发展,不仅在校内成为举足轻重的大系,在国内外高等教育界也享有盛誉,为国家培养了近千名优秀人才,分布在铁路、交通、建筑、水利各部门和国外,严谨求实的学风和前辈们的道德文章,也为后继者立下了典范。

解放前夕,土木系有沙玉清、金宝桢、徐百川、方福森、方左英、刘树勋、梁治明七位教授,黄继、孙云雁、胡家骏三位副教授以及讲师、助教八人,在当时师资阵容之强,可谓尽东南之美,而蜚声于国内。

 

三、 解放后至文化大革命前的建设与发展(1949-1966 

19494月南京解放,学校更名为国立南京大学。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而最迫切需要的则是土建人才。1949年冬季,土木系三、四年级学生即全部参加了南京市郊八卦州的水利工程,并选调部分同学充实到铁道兵团和空军。195010月至518月又调三、四年级学生由教师带队参加淮河水利工程的勘测工作。1952年、1953年先后两届三年级学生提前一年毕业,统一分配,参加国家各项建设。195011月淮河水利总局致函我校,要求开办治淮训练班,代培水利工程人才100名,学校为办训练班成立了班务委员会,由钱钟韩、徐百川、张书农、刘树勋、孙云雁、顾兆勋、林醒山、叶秉如等组成,由孙云雁任该班主任,当时的开办费用只有1500元。19512月开学至8月底结束。1951年又为华东贸易部举办土建专修科(二年制)两届,每届约80名学员,仍由孙云雁任主任。由此可见,当时土建人才之奇缺。

1950年,安徽大学土木系合并我系,余立基、丘侃、丁大钧、刘海清、常德清等教师调来我系,增强了我系力量,高年级学生也同时转来就读。

1952年进行全国范围内的院系调整,以南京大学工学院为基础,成立南京工学院。同年汪海粟出任第一任院长主持校务,开始了南工第一个稳定的发展时期。

1953年厦门大学土木系部分教师林镜洪、诸关火同等调入我系。

1952年开始全面学习苏联,按苏联模式建立专业,成立教研组,制订各专业教学计划及每门课程的教学大纲,当时我系建立了工业与民用建筑公路与城市道路工程测量桥梁与隧道四个专业。1953年桥梁与隧道专业并入同济大学。1956年武汉测绘学院成立,我系测量专业大部分教师及主要设备均并入该院。1955年建立混凝土、钢筋混凝土制品及预制构件生产专业。我校与天津大学是国内最早建设该专业的两所大学,1960年后改称建筑材料及制品专业

1951年学校派遣林醒山去苏联学习,攻读副博士学位,1955年派遣姚琏去苏联进修。在国内则陆续派出陆陶、徐唐、徐吉谦、唐九如、章春梅、刘汉铨等到哈尔滨工业大学、清华大学、同济大学、天津大学向苏联专家学习。

1952年,由于国家建设对土建人才的迫切需求,我系扩大了招生,除本科生外,还招收工民建、道路和测量三个专业的二年制专修科,并将一些年龄较大有一定工作经验以及成绩较好的学生选入专修科,以便能使他们尽快地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而今这批毕业生中,对国家建设作出较大贡献者不乏其人,如我校交通运输工程系的周宪华教授、湖南交通勘察设计院院长李仁、河北省交通厅厅长邓昌瑞、勘察设计院院长顾永康、合肥市第一建筑工程公司总工程师范胤等均系当时的专科生。

1952年,系开始建立政治辅导员办公室,后正式成立党支部,继而扩建为总支。陈东先后任支部书记、总支书记。1957年陈东调离我系,由1956年初学成返国的林醒山继任。

195212月全院教师分两批突击学习俄文,我系金宝桢和方福森教授参加第一批学习,第二批于19533月开始学习,由金、方两教授辅导,经过近三个月的学习突击,全系大部分教师初步掌握了科技俄语。

为了适应新的教学要求,摆脱依赖英美教材的局面,我系教师开始编写和出版了有自己特色的教材和科技书。1951年金宝桢教授编写出版了《超静定结构。徐百川教授编写出版了《钢筋混凝土结构》,1952年又出版了国内第一本《钢筋混凝土结构设计》教材,当时为不少学校所采用。方福森教授编写出版了《高等公路工程学》。继而由中国图书仪器公司(即今科学出版社前身)组织了土木、水利丛书。我系计有徐百川教授的《钢筋混凝土结构》(上下册),该书吸收了当时苏联最新设计规范,金宝桢教授的《建筑力学》,梁治明教授的《结构力学》、方福森教授的《公路工程》(上下册)、方左英教授的《土壤力学》、《公路工程学》(上下册),陈昌贤教授的《木结构》,戴居正教授的《建筑工程材料》,孙云雁副教授的《测量学》,丘侃副教授的《材料力学》以及金宝桢、雷道曾、孙锡玲合编的《结构静力学》等教材,对当时的教学以及科技、工程界影响很大。1953年丁大钧同志编写出版了《简明钢筋混凝土结构学》及《钢筋混凝土结构学》,1954年编译出版了《砖石结构》及《钢筋混凝土抗裂性、刚性和强度的计算》,1955年编写出版了《钢筋混凝土楼盖计算》,后曾多次再版,1957年编写出版了该书的续集。此后数十年著作丰富,至1991年共计编写、编译了31本教材、科技图书,累计约700余万字,在教学和科研上均作出了重大贡献。

1956年教育部开始制订工科若干具有代表性的专业的标准教学计划,我系徐百川主任出席了会议,并负责起草了全国性的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教学计划。1962年对该计划进行了修订,由我系负责主持。公路与城市道路专业自1954年至196612年中共进行过10次教学计划修订、教学大纲及教材编审会议,方福森、方左英两教授出席了历次会议。195912月由我系主持修订了全国指导性教学计划,会后由各校分工编写统一教材,我系分工编写了《道路建筑技术及组织计划》(共四分册)和《道路养护与管理》两教材,由方福森、余立基、庄海涛、周宪华四同志编写。1961年出版。此外,混凝土及钢筋混凝土制品及预制构件生产专业的教学计划,也是我系负责制订和修订的。

1956年我校夜大学招生,开创了我校成人教育的历史,工民建专业首届招生,为许多在职职工提供了深造的机会,毕业生中如今已晋升高级职称者不乏其人,如南京建筑工程学院的殷志建教授、教务处长欧震修教授等皆是。

1952年建立南京工学院以来,在汪海粟院长主持下,明确学校以教学为主,尊重知识、尊重教师,尤其注意尊重和发挥老教师的作用,建立了稳定的教学秩序,各项工作强调正规化,师生员工意气风发,协力同心,许多工作走上全国高校的前列,在这种奋发而和谐的环境中,锻炼了干部,培养了师资,更培养出一大批德、智、体较全面发展的人才,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贡献。1956年正式宣布我校原订的五年发展计划(19531957),已提前一年完成,学习苏联高等教育经验,已经历了一个完整的过程。虽然在学习苏联方面存在一些盲目性和片面性,但当时英美各国对我国实行封锁禁运,为了摆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经济和文化,历史不容许我们做其他选择。这一时期,实属我校建院后的第一个鼎盛时期,也是我系稳定发展的时期。在短短四五年之内,建立了一支素质较高的师资队伍。在金宝桢、徐百川、方福森、方左英、刘树勋、陈昌贤等老一辈教师指导下,年青教师迅速成长,各专业的建设初具规模,学生人数急增,每届招生数均大于解放前的全系在校学生数。1956年并开始招收了研究生。自1952年建立专业以来,我系不仅根据教学计划开设了全部课程、认识实习、生产实习、课程设计和毕业设计等各教学环节,还扩充了测量仪器室、材料试验室、道路实验室、水力试验室,新建了土木试验室,并开始营建结构实验室。这一时期的重点在于教学改革和专业建设,确实卓有成效。这一时期教师著述甚多,为建设有我国特色的土建教材和繁荣科技,起到很好的作用。

1956年,院制订了1956-196712年发发展规划,对学校的规模、专业设置、科学研究、师资培养、实验室建设等各方面,作出了雄心勃勃的规划。但1957年初,政治风云突变,以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的反右派运动开始。在这场斗争中,全院一大批教师、干部和学生被划成敌我矛盾的右派分子。我系办公室主任黄依孝被某几位领导定为右派。当时总支主要负责人陈东和林醒山(党委委员,总支分工负责教师政治思想工作)顶住了巨大的压力,全系教师无一人被划为右派。但陈东同志未能免遭厄运,1957年底被调离土木系,并于1958年被划为右派分子。黄、陈两同志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才先后恢复名誉。虽然在这场劫难中,我系教师没人有被划成右派,但历时一年多的惊心动魄的运动,已足以使人人自危,百家钳口,广大知识分子受到极大的震慑和挫伤。

1958年全国掀起大跃进、大炼钢铁运动,我系师生除参加当时全校的各项活动外,并于当年冬季全系师生400余人到扬州地区参加水利勘测及建设工作,为期一个多月。为庆祝建国十周年,北京兴建十大建筑,我系与建筑系部分师生参加了人民大会堂、北京火车站的设计和施工工作。北京火车站侯车大厅的双曲扁壳屋盖是当时国内第一次将这种结构型式用于大型公共建筑。道路专业师生,则参加了京西宾馆和军事博物馆道路、桥梁的施工。

1960年,刘雪初出任我院院长。

1960年底,大跃进的余波未息,全同高校都在进行教学改革,大办工厂、大搞科研。为了贯彻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要求专业课把相当一部分内容结合生产劳动,科学研究实行现场教学,要把大跃进的成果编入教材,不仅毕业设计乃至课程设计都要与生产结合,实行真刀真枪。一时各系教研组不计劳力和成本地办起了许多工厂,我系也办起了小水泥厂、钢丝网水泥制品厂以及道路建筑公司和建筑施工队。当时国内经济日益恶化,大跃进浮夸风的苦果已日益显露,加上中苏关系恶化,这场运动持续不久也就偃旗息鼓了。

1958-1960年教学上的大冲击、大波动,实际上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大运动在高等教育上的反映,也是对50年代全面学习苏联的一种反动,批判的矛头指向所谓智育第一,教育脱离政治,脱离生产劳动的倾向,也是企图探索按多快多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主导思想的一种失败尝试。但另一方面,由于形势所迫,使广大教师不得不走出课堂,联系生产实践,给开展科学研究带来了新的契机。1958年我系建材教研组周新益等同志,就烧制了国内首创的陶粒,为轻质混凝土的研究与应用,解决了关键问题,后来正式用于长江大桥工程。此外我系后来开展起来的混凝土基本构件、路基、路面、大跨度结构理论与施工等研究课题,都肇东南大学土木工程系从它诞生之日起,已经历了70多个春秋,这相对于五千年的中华文化史说来,只不过是弹指一挥间,但它毕竟记载了几代人的辛劳业绩。在中国高等教育这块土地上,一代一代的教育工作者,不断地辛勤耕耘,开拓前进,即使在战火纷飞,风云变幻,乃至身处逆境生活无着的情况下,也决不放松自己的天职——教书育人和洁身奋进。他们总是无私地奉献着,把希望寄托于未来,而把自己做为基石,让后来者攀登得更高。这种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精神与情操,也充分反映在土木系的历史上,从而形成了土木系的严谨、求实、朴质、奋进的优良学风。

历史总是不断地奔腾前进,东南大学的土木工程系和交通运输工程系,也将同中国历史一样,前程似锦、福泽绵长,不断地谱写新的篇章,不断地作出新贡献。

 

后 记 

这篇系史是在许多同志讨论的基础上,由我扩笔。初稿出来后,经土木系、交通运输工程系两系领导审阅,经徐百川老师、方福森老师、林醒山同志、严善宽同志仔细审阅,他们提供了许多史料和意见,甚至个别文字也进行了修正,所以说这篇系史,是这些同志的共同创作。此外在编写时还得到了校档案馆和我系许多同志的支持与帮助,在此,衷心致谢。

纵贯70年的土木工程系系史,是极其丰富的,这里也只能记述其主要历程与大事,故难免有疏漏、乃至不妥之处,望全系同志阅读后给予指正。编写时,对解放前和50年代的史实写得细点,而对近十数年则较粗放,这是考虑老一代人物逐渐老成凋谢,一些历史可能被湮没,而近期的,既还在发展中,何况更有后来人,盛衰成败,且待将来评说吧。

写于东南大学土木工程学科创立70周年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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